■陕西西安 赵晨
　　在上世纪关中农村，傍晚时分，大人们一边端着老碗在树下吸溜着中午剩下的汤面条，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村里的家长里短。一旁的孩子们似乎总有使不完的劲，绕着树，围着大人，四下追逐打闹。不小心打翻谁他爸放在地上的碗，或是撞掉了谁他爷的烟袋，则是常有的事，而紧接着便是一阵阵回荡在巷子里的打骂声。
　　父亲是一个老实、清高又不太喜欢扎堆的人。他是村里学校的一名教师，尽管是民办教师，工资低，甚至收入远不及土地给予他的多。可在他看来，教书才是他的正差事，而农民只是他的兼职，所以他教育我们姊妹仨的方法也和村里的别家有些不同。
　　已经记不清是 92年 还是93 年正月，一天下午放学，我背着书包正要进屋。想着放下书包就去玩，却从门缝听见院子里有响动。我放慢脚步，轻轻推开虚掩的头门，“嘎吱”声还是惊动了父亲。
　　他扭头瞥见我，眼神一沉：“站那儿，别过来。去街上把你姐们叫回来。”他侧身挡住手里捣鼓的东西。我“噢”了一声，将书包挂在门道光溜溜的太师椅扶手上，悻悻地跑了出去。
　　等我们姐弟仨回来时，他已忙完手里的活。“来，看这是啥？”“三把剑！让我玩。”我兴奋伸手，大姐拍开我：“瓜子（关中方言，意为傻瓜）！这是皮鞭子，伯拿这当家法呢。”二姐怯怯盯着，一言不发。
　　“站好！脚并齐，手吊下。”父亲清嗓子，脸色转阴。“国有国法，家有家法，以后谁不好好念书、胡捣乱，就用这鞭子抽沟子（关中方言，意为屁股）！三截鞭子，一人一根！”他鼻子上耸，眼瞪得极大，说话间，就将皮鞭抽在旁边的板凳上，啪啪作响。
　　那是三根黑乎乎，粗细有别、长短不一、带着竖条暗纹的橡胶棒子，后来才知道那是父亲从后堡子二伯家的橡胶厂里捡回的下脚料改造而成的，但到今天我都不知道当时为什么会被叫做“牛皮鞭子”。最长的给大姐，中间的给二姐，最短的给我。他用锥子钻孔，藤绳打结，挂在里屋门后。后来的日子，每每回家推开房门，鞭子总发出闷闷的砰嗒声。
　　我们私下想藏鞭子，却没人敢。不过庆幸地是，记忆中我们仨都没受过那三根鞭子的皮肉之苦，至少我没有。
　　后来老家盖了新房，搬家的那天我没在，直到过了好久，我才想起牛皮鞭子的事情，可在老屋、新家的角角落落，却都没有再找到过。即便如此，当年那个乍暖还寒的傍晚，肃杀的气氛，父亲朝着一侧上耸的鼻子，瞪圆的眼睛，却依然历历在目。而那门背后的牛皮鞭子，也永远地留在了我记忆的最深处，而且悄悄地在一个看不见的地方，给我后来的生活打着节拍，砰嗒……砰嗒……砰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