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彬
　 汉语哲学是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基于二十世纪以来哲学的语言转向（Linguisticturn），迂回中国立场试构的新范式，通过析构不同语言世界的语言特质，致力于实现彼此共生共荣。立足马克思主义博大立场，汉语哲学的构建不应局限于西方世界“学以致知”的知识论取向，更应回归中国传统“学以致用”的实践导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根本性转变，其中最大的不平衡是城乡发展不平衡，最大的不充分是农村发展不充分。基于这一主要矛盾的主要方面，我们不禁反思：建构于“学以致知”之上的汉语哲学，能否在一定程度上为中国乡村发展“学以致用”？
　　一、具有中国特色的语言哲学：汉语哲学
　　汉语哲学自2013年启动构建以来，大致形成四种类型。
　　第一种是主张用汉语完整诠释外国哲学，但如果仅让汉语被动顺从西方哲学原教旨，必然消解汉语表达有别于西语的特殊性。因此，汉语哲学的核心任务不仅是实现西方哲学的汉化转化，更在于如何迂回服务于中国实践。第二种是套用西方哲学基本框架，证成中国传统思想中存在类似西方意义上的哲学，即“以西释中”的比附格义。第三种则区别于牺牲汉语特色照搬外来思想、以西方哲学倡导的普遍本质统摄中国思想的做法，而是通过不同语言世界的比较，聚焦汉语特色、把握汉语使用者的心智结构，进而厘清不同语言世界心智的共性与差异。韩水法教授指出：“揭示和考察由汉语与其他语言的比较而体现出来的人类心智结构的共同点和差异，以及人类认知或意义由不同语言而体现出来的变化。”
　　汉语哲学不仅从属于理论哲学，更形成了第四种类型：既摆脱“以中释中”“以西释中”的局限，关注汉语生活世界中的人；也通过理论外循环，吸纳适配现代性的知识；同时迂回中国传统，实现理论内循环，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具有现实意义的哲学解答。杨国荣教授指出，汉语哲学的三大任务，是反对单纯依傍效仿西方话语的“以西释中”、囿于传统固守成规的“以中释中”，以及口号式创新结合、不愿踏实研究具体问题的自作主张，这一界定将汉语哲学从理论智慧推向实践智慧。刘森林教授基于汉语哲学构建与中国式现代化面临的同源危机，否定了“以解决现代性为落脚点的汉语哲学无法反映其真正旨趣”的偏见，并明确，汉语哲学的重要使命恰恰是顺应并服务于中国式现代化大势，汇聚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各类思想资源，探求世界性现代化难题的解决路径；更广泛的建设实践，要求秉持开放思维，反对一切“圈子越来越小、视野越来越窄、互动越来越少”的研究倾向。
　　二、汉语哲学与中国乡村的契合交变
　　语言是一种生活方式。基于约定俗成的语言规则差异，作为汉语世界重要载体的中国乡村，为汉语哲学提供了有别于西方语言世界的特殊样本。中国乡村自古以来便不存在西方认识论意义上的主客二元论，中国农民在顺应天时地利的生活实践中，做到劳休有度、身心健康，无需理解意向对象与意向性结合的思维模式，便能直观把握事物本质；无需探究存在与存在者的关系，便能直接体悟生命意义。他们具备结合当代知识，对农耕传统进行效果历史层面反思的直接可能，无需依托与现实世界完美契合的逻辑语言，而是在日常生产生活中取象得意——顺天地之象生产维系生存的自然产品，应天地之象凝练凝聚乡村人心秩序的精神食粮；无需纠结形而上学是否需局限于语言层面的证实或证伪，而是在不分精英与民众、人人能懂的日常语言中表意、取效、行事，彰显出顺应自然、勤于生产、互助周济的整体性特质，为汉语哲学创新提供了区别于西方语言哲学的鲜活现实素材。
　　从汉语哲学视野解读作为汉语世界载体的中国乡村，并非简单套用汉化后的西方语言哲学文本解读共时性层面的中国农民；分析中国农民生活方式的优势，也不是“以中释中”式的夸大。我们仍需清醒认识到：作为汉语世界重要组成的中国乡村，长期以来未经历西方从本体论到认识论、再到语言论的转向，中国农民偏重经世致用的知识，直接将现象等同于本质，习惯于在直觉意会中总结自然规律。西方世界则侧重求知探理，不断追问现象背后的本质，注重精确性，形成了概念定义、判断推理等严密方法论，进而在器术层面取得相对领先成就。相比之下，正是长期局限于封闭传统，中国农民当下适应现代性的“学以致知”实践能力仍有待提升。
　　基于追求不同语言世界共生共荣的初衷，汉语哲学能否、以及如何为乡村主体农民，提供适配现代性的理论外循环与迂回传统的理论内循环，仍是一个亟待深化研究的命题。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