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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燕食记》中的“常与变”
文章字数：2570
■钟欣欣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自古便蕴含“常”与“变”的智慧。食物记忆中沉淀的“常”，往往触发人们对自身身份之“变”的深切体悟；个人与历史命运的“变”，又催生了中庸式“常”的处世姿态。“常”与“变”辩证关系中潜藏的处世哲学，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路径提供了多层次解决方案。
关键词：传统；创新；现代性；饮食文化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常”与“变”
葛亮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勾勒出《燕食记》里“常与变”的历史图景。书中“大按”师傅秉持“守得住，薪火相传，是本分。要脱颖而出，得求变”[1]的理念，葛亮亦在该书后记中如是阐释。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与“变”的辩证博弈，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重要命题。
（一）“常”与“变”的传统渊源
“常”与“变”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周易》。《易传·系辞》有言：“《易》之为书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揭示出《易》的核心要义在于永恒运动变化，其道流转于六爻之间，无固定法则可循，唯有顺时而变，方能以不变之宗应万变之境[2]。
但固守不变并非唯一处世准则，困局之中，变通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正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嵇康在《养生论》中写道：“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其意在于，若不讲究经营之法与耕作技艺，仅固守旧经验便断言商人难获十倍之利、农夫无望百斛之收，实乃墨守成规[4]。这类论述隐含着作者对“守常达变”理念的推崇。
（二）“常”与“变”的现代启示
2023年《解放日报》刊载的葛亮访谈中，一位非遗技艺大师级传承人坦言：“你此刻为我做访谈，会将我的技艺融入你未来的文学创作，这对我而言便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可见，传统文化“常”的线性传承固然重要，但创造性转化过程中适度的“变”，能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更持久绚烂的生命力[5]。这也印证了《燕食记》中五举山伯“叛师门”情节的深意——他虽未留任同钦楼，依师傅荣贻生的期许传承莲蓉月饼技艺，却从妻子戴凤行制作豆腐的“蓑衣刀法”中汲取灵感，与师傅共创融合传统与现代技艺的“鸳鸯”月饼，以豁达心态与应变智慧，化解了“大按”美食传承的焦虑。
二、记忆视角下的“常”与“变”
从纵向维度看，不同时期的食物记忆总能唤醒人们的原乡情愫；从横向维度看，不同地域的食物记忆则会引发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疏离感。
（一）时间记忆之“常”
葛亮在《燕食记》中写道：“我相信，一个好厨师的味蕾，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记忆。……或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味觉留下记忆后，便如烙印一般，在乡情炽燃时愈发清晰、强烈。”由味觉、嗅觉形成的身体惯性，构成了个体身份认同的根基[6]。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恰能诠释这种无意识的饮食偏好。作为“第二天性”的饮食惯习，经长期味觉刺激沉淀而成，扎根于人的认知深处，兼具持久性与相对稳定性[7]。
（二）空间记忆之“变”
食物记忆的断裂与重组，折射出移民的身份焦虑与适应过程。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个体记忆依附于家庭、宗教、国家等集体框架，集体记忆理论实则实现了记忆的社会化[8]，饮食记忆便是其中典型表现。《燕食记》中，司马先生对东北荤菜的味觉记忆，使其舌尖遭遇香港“淡而无味”的食物时，内心产生强烈冲击与隔阂，香港的生活空间与他的东北人身份，因这份饮食记忆产生疏离。而陈五举自创的上海本帮菜，虽与东北菜风味迥异，却让这位东北移民获得了身份认同与接纳感，可见食物记忆的错位有时能助力个体构建空间归属感。
三、历史观照下的“常”与“变”
《燕食记》中历史维度的“常与变”，赋予“香港性”双重内涵。香港自古便是中国领土，晚清时期因清政府战败割让而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重回祖国怀抱。这段历史变迁，使香港既深植中华文脉，又吸纳世界多元文化，进而造就了“香港性”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特质。
（一）个人叙事与历史进程的对话
《燕食记》中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生动诠释了“常变”辩证法。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三个维度，并称“个人规模的历史”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具不确定性的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格局如何更迭，荣贻生、陈五举等个体承载的饮食文化变迁史，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9]。小说通过个人叙事与历史进程的对话，展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以日常实践参与文化塑造与重构的过程。
（二）地域价值与世界文化的思考
荣贻生、陈五举命运多舛，皆属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作家林白赴香港演讲前，曾因方言生硬而焦虑，却在以家乡方言演讲时全然消解了这份不安——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源于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主人翁意识。由此可见，时代变局催生的历史之“变”与自我认同坚守的身份之“常”，使香港文化在世界语境中摆脱了“变体”或“附属品”的定位，得以与其他文化平等共生。葛亮对这些小人物并未抱以同情，而是着力挖掘他们在漂泊人生中坚守的精神内核，正是这份坚守，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印记。
饮食文化于我们而言，早已超越生计范畴，承载着情感、仪式与传承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诸多冲击，如何让以饮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永续传承，成为亟待思考的命题。《燕食记》呈现的“常”与“变”互动哲学，为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丰富启示——既要顺势求变、勇于创新，亦需谨记“作家在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中才有希望创造伟大的作品”[10]，在守常与达变中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亮.燕食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526.
[2]崔波.周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406.
[3]崔波.周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389.
[4]邓一齐.嵇康《养生论》诠释及拾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39.
[5]王一，沃佳.亲近历史，依然是为体验当下[N].解放日报，2023-01-07（5）.
[6]葛亮.燕食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75.
[7]崔巧林，连伟璘.浅谈惯习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J].文学教育（下），2017（08）：79-81.
[8]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J].史学月刊，2021（03）：104-117.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
[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81.（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
摘要：中国传统哲学自古便蕴含“常”与“变”的智慧。食物记忆中沉淀的“常”，往往触发人们对自身身份之“变”的深切体悟；个人与历史命运的“变”，又催生了中庸式“常”的处世姿态。“常”与“变”辩证关系中潜藏的处世哲学，为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现代性转化路径提供了多层次解决方案。
关键词：传统；创新；现代性；饮食文化
一、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常”与“变”
葛亮植根中国传统文化宝库，在传统与现代的碰撞中，勾勒出《燕食记》里“常与变”的历史图景。书中“大按”师傅秉持“守得住，薪火相传，是本分。要脱颖而出，得求变”[1]的理念，葛亮亦在该书后记中如是阐释。事实上，中国传统文化中“常”与“变”的辩证博弈，始终是学界探讨的重要命题。
（一）“常”与“变”的传统渊源
“常”与“变”的思想渊源可追溯至《周易》。《易传·系辞》有言：“《易》之为书不可远，为道也屡迁，变动不居，周流六虚，上下无常，刚柔相易，不可为典要，唯变所适。”这揭示出《易》的核心要义在于永恒运动变化，其道流转于六爻之间，无固定法则可循，唯有顺时而变，方能以不变之宗应万变之境[2]。
但固守不变并非唯一处世准则，困局之中，变通的重要性同样不容忽视，正所谓“易穷则变，变则通，通则久”[3]。嵇康在《养生论》中写道：“谓商无十倍之价，农无百斛之望，此守常而不变者也。”其意在于，若不讲究经营之法与耕作技艺，仅固守旧经验便断言商人难获十倍之利、农夫无望百斛之收，实乃墨守成规[4]。这类论述隐含着作者对“守常达变”理念的推崇。
（二）“常”与“变”的现代启示
2023年《解放日报》刊载的葛亮访谈中，一位非遗技艺大师级传承人坦言：“你此刻为我做访谈，会将我的技艺融入你未来的文学创作，这对我而言便是一种很好的纪念。”可见，传统文化“常”的线性传承固然重要，但创造性转化过程中适度的“变”，能让传统文化在传承中焕发更持久绚烂的生命力[5]。这也印证了《燕食记》中五举山伯“叛师门”情节的深意——他虽未留任同钦楼，依师傅荣贻生的期许传承莲蓉月饼技艺，却从妻子戴凤行制作豆腐的“蓑衣刀法”中汲取灵感，与师傅共创融合传统与现代技艺的“鸳鸯”月饼，以豁达心态与应变智慧，化解了“大按”美食传承的焦虑。
二、记忆视角下的“常”与“变”
从纵向维度看，不同时期的食物记忆总能唤醒人们的原乡情愫；从横向维度看，不同地域的食物记忆则会引发人们的身份认同与疏离感。
（一）时间记忆之“常”
葛亮在《燕食记》中写道：“我相信，一个好厨师的味蕾，必然会有着独特的记忆。……或许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当味觉留下记忆后，便如烙印一般，在乡情炽燃时愈发清晰、强烈。”由味觉、嗅觉形成的身体惯性，构成了个体身份认同的根基[6]。法国社会学家皮埃尔·布迪厄的“惯习”理论，恰能诠释这种无意识的饮食偏好。作为“第二天性”的饮食惯习，经长期味觉刺激沉淀而成，扎根于人的认知深处，兼具持久性与相对稳定性[7]。
（二）空间记忆之“变”
食物记忆的断裂与重组，折射出移民的身份焦虑与适应过程。哈布瓦赫认为，记忆本质上具有社会性，个体记忆依附于家庭、宗教、国家等集体框架，集体记忆理论实则实现了记忆的社会化[8]，饮食记忆便是其中典型表现。《燕食记》中，司马先生对东北荤菜的味觉记忆，使其舌尖遭遇香港“淡而无味”的食物时，内心产生强烈冲击与隔阂，香港的生活空间与他的东北人身份，因这份饮食记忆产生疏离。而陈五举自创的上海本帮菜，虽与东北菜风味迥异，却让这位东北移民获得了身份认同与接纳感，可见食物记忆的错位有时能助力个体构建空间归属感。
三、历史观照下的“常”与“变”
《燕食记》中历史维度的“常与变”，赋予“香港性”双重内涵。香港自古便是中国领土，晚清时期因清政府战败割让而沦为英国殖民地，后重回祖国怀抱。这段历史变迁，使香港既深植中华文脉，又吸纳世界多元文化，进而造就了“香港性”兼具“中国性”与“世界性”的特质。
（一）个人叙事与历史进程的对话
《燕食记》中个人命运与历史洪流的交织，生动诠释了“常变”辩证法。法国历史学家布罗代尔将历史时间划分为地理时间、社会时间与个人时间三个维度，并称“个人规模的历史”是“所有历史中最动人心弦、最富有人情味，也最具不确定性的历史”——无论政治、经济格局如何更迭，荣贻生、陈五举等个体承载的饮食文化变迁史，始终保持着惊人的连续性[9]。小说通过个人叙事与历史进程的对话，展现了普通人在大时代背景下，以日常实践参与文化塑造与重构的过程。
（二）地域价值与世界文化的思考
荣贻生、陈五举命运多舛，皆属社会边缘的小人物。作家林白赴香港演讲前，曾因方言生硬而焦虑，却在以家乡方言演讲时全然消解了这份不安——这份由内而外的自信，源于对自身文化的认同与主人翁意识。由此可见，时代变局催生的历史之“变”与自我认同坚守的身份之“常”，使香港文化在世界语境中摆脱了“变体”或“附属品”的定位，得以与其他文化平等共生。葛亮对这些小人物并未抱以同情，而是着力挖掘他们在漂泊人生中坚守的精神内核，正是这份坚守，让他们在历史长河中留下了独特印记。
饮食文化于我们而言，早已超越生计范畴，承载着情感、仪式与传承的意义。在经济全球化与人工智能广泛应用的当下，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与发展面临诸多冲击，如何让以饮食文化为代表的传统文化永续传承，成为亟待思考的命题。《燕食记》呈现的“常”与“变”互动哲学，为传统文化现代性转化提供了丰富启示——既要顺势求变、勇于创新，亦需谨记“作家在真正属于自己的传统中才有希望创造伟大的作品”[10]，在守常与达变中实现文化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葛亮.燕食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526.
[2]崔波.周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406.
[3]崔波.周易[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07：389.
[4]邓一齐.嵇康《养生论》诠释及拾遗[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22：39.
[5]王一，沃佳.亲近历史，依然是为体验当下[N].解放日报，2023-01-07（5）.
[6]葛亮.燕食记[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2：175.
[7]崔巧林，连伟璘.浅谈惯习及其在翻译研究中的应用[J].文学教育（下），2017（08）：79-81.
[8]刘颖洁.从哈布瓦赫到诺拉：历史书写中的集体记忆[J].史学月刊，2021（03）：104-117.
[9][法]费尔南·布罗代尔.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第一卷）[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9.
[10]林毓生.中国传统的创造性转化[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281.（作者单位：三峡大学文学与传媒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