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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驾中的沉默权力：智能辅助驾驶如何重写人机关系
文章字数：2456
■孙妍
当智能辅助驾驶（简称“智驾”）逐步从概念走向日常，它并未如宣传所预期，以颠覆性姿态重构全新的交通时代。真正的变革，不在技术炫目的外在表现，而在我们最熟悉也最易被默认的场域——主驾。人仍坐在方向盘后，仍握着控制器，仪式感看似完好，但主驾这一位置的时代意涵已在不经意间被悄然改写。智驾所承载的，是一种不以命令彰显、不以强制驱动的“沉默权力”，它通过细微而持续的介入，重塑了我们对行车风险的判断、对车距的直觉、对速度的感知，甚至对“何谓驾驶”本身的理解。
一、沉默权力的在场：主驾如何成为“规训”场域
智驾体验的初始悖论显而易见，你在驾驶，却又不完全在驾驶。车辆以前所未有的平稳性运行，自动保持车距、提前预判制动。这些技术机制强化了安全感，却同时削弱了人的注意力主体性。人的注意力天然具有外包倾向，只要技术表现足够稳定，人便会本能地降低警觉性。
于是，一种细微却深刻的心理变化随之发生：身体仍处于主驾姿态，手仍握着方向盘，仪式感完好无缺；但心智却在技术的“温柔托举”中逐渐缺位。技术调度通过持续“替你判断”的方式重塑驾驶的感知结构，风险被自动化处理、情境被算法接管、责任被静默稀释。表面上是驾驶负担减轻，实则“驾驶者”这一角色被结构性重构，从决策主体转变为被判断引导的对象。这种主权退隐与注意力主体性的消解，根源在于一个常被忽视的前提：智驾的全称从来不是“智能自动驾驶”，而是“智能辅助驾驶”。但“辅助”并非中性概念，在技术持续介入的前提下，“辅助”极易滑向“主导”，“代为执行”会逐步吞噬“自主判断”。名称不断提醒人保持主权，技术体验却在稳定引导人让渡主体性。
在此，沉默权力完成了其典型介入：它不依赖命令，而是通过“替你判断”“替你行动”的细微渗透重构主体。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意味着规训权力并非通过强制命令存在，而是借助技术化、程序化、日常性的操作，将身体与行为纳入其网络，使主体在无意识中成为这一网络的产物与延伸。在智驾语境中，这种规训方式尤为隐蔽：它不禁止，而是预设；不命令，却引导；不压迫主体，却重构主体生成的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主驾已不再仅是驾驶的位置，而悄然成为技术规训进入日常生活最隐蔽也最具效力的场域。
二、谁在“对齐”谁？可见的设置与不可见的框架
“价值对齐”是人工智能伦理的核心概念，旨在强调机器应学习、遵循并体现人类价值。智驾的普遍认知也延续了这一逻辑：机器在学习人类，系统在适配用户。从个性化驾驶偏好设置，到转向灵敏度调节，再到预警阈值设定，看似都是驾驶者在主动塑造机器的行为方式。
然而，一个关键事实常被忽略，所有这些“可调参数”都被严格封装在技术预先构建的“世界模型”之内。我们并非与机器共创驾驶规范，而是在既定框架中进行有限微调；我们调节的是“可选择项”，却无法触及“可选择项为何如此设定”的底层逻辑。因此，个性设置沦为“自由的表象”，而“世界模型”本身则构成“自由的边界”。
由此，“对齐”的方向发生隐性倒置：我们以为机器在适应自身，实则正逐步适应机器的道路逻辑；我们以为系统在“对齐”人的习惯，更深层的框架却在规范“何谓合理的驾驶方式”。因此，智驾中的“对齐”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被结构性权力预设的双向机制：主体在“后退”、框架在前置，你以为在设置机器，实则在学习机器的世界。
三、主体性的回归：在协同与规训之间生成“自为”
但主体并不会在上述结构中消失。当“对齐”方向被框架悄然改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技术前置时代，主体性究竟如何回归？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是否应向技术学习”，而在于这种“对齐”以何种方式发生。若“对齐”是隐性、被动、沉默推进的，人的主体性可能被悄然消解；若其机制是透明、可解释、可参与的，人的主体性便能在人机协同中回归。
事实上，人向技术学习本就是驾驶的应有之义，更稳定的车距控制、更精准的反应时机、更一致的风险评估，都是必要的驾驶能力。不同的驾驶经历——无论是险情后的反思、长途驾驶后的疲惫，还是系统更新带来的新体验——都会促使人们不断调整自身的使用边界。这些差异，本质上是主体性在技术协同中的在场痕迹：主体未被技术替代，而是在与技术、道路及经验的互动中不断定位自身，并在试探与调节的往复中形成其使用方式。
因此，治理智驾的关键不在于划定“人应对齐机器”或“机器应对齐人”的优先次序，而在于构建全新的“对齐”机制：一种让“对齐”逻辑可被看见、边界可被讨论、使用者可真正介入的制度。而制度能够被讨论的前提，是先确立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人机协作必须以最低限度的安全规训为基础。在协同驾驶语境中，这种规训并非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划定协同成立的基本边界。对于持续分神的驾驶者，或试图将驾驶完全外包给系统的人，技术确需适度介入。例如，通过监测注意力状态、手离方向盘时长等方式，提醒甚至限制特定使用情境；这并非压制，而是保护，是在提醒驾驶者：协同需要人的在场。同样，部分功能必须以“主体具备足够经验”为前提。例如，“自动泊车”功能可设置为在用户自行成功完成若干次泊车后再开放。这些细微限制，并非技术的傲慢，本质上是为主体明确能力边界、划定最低限度的在场底线，同时规避其过度让渡主体性的风险。技术可协同，却不能替代主体承担判断责任。安全规训不是控制，而是协同成立的前提，是对生命边界与自身脆弱性的清醒认知，亦是主体在技术这一“他者”面前，通过否定性的“扬弃”而“生成自身为理性的‘自为者’”。
可见，反向“对齐”的核心从非胜负之争，而在于人机能否共同构建可持续的“对齐”秩序。智驾改变的并非驾驶行为本身，而是人理解权力、承担判断与生成主体性的方式。因此，未来的主驾不会是权力的终点，而是人机关系持续被改写的起点。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5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25BJ03006）；2025年度北京服装学院教改项目"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探究"（课题号：AIKC-2576）阶段性成果。〕
当智能辅助驾驶（简称“智驾”）逐步从概念走向日常，它并未如宣传所预期，以颠覆性姿态重构全新的交通时代。真正的变革，不在技术炫目的外在表现，而在我们最熟悉也最易被默认的场域——主驾。人仍坐在方向盘后，仍握着控制器，仪式感看似完好，但主驾这一位置的时代意涵已在不经意间被悄然改写。智驾所承载的，是一种不以命令彰显、不以强制驱动的“沉默权力”，它通过细微而持续的介入，重塑了我们对行车风险的判断、对车距的直觉、对速度的感知，甚至对“何谓驾驶”本身的理解。
一、沉默权力的在场：主驾如何成为“规训”场域
智驾体验的初始悖论显而易见，你在驾驶，却又不完全在驾驶。车辆以前所未有的平稳性运行，自动保持车距、提前预判制动。这些技术机制强化了安全感，却同时削弱了人的注意力主体性。人的注意力天然具有外包倾向，只要技术表现足够稳定，人便会本能地降低警觉性。
于是，一种细微却深刻的心理变化随之发生：身体仍处于主驾姿态，手仍握着方向盘，仪式感完好无缺；但心智却在技术的“温柔托举”中逐渐缺位。技术调度通过持续“替你判断”的方式重塑驾驶的感知结构，风险被自动化处理、情境被算法接管、责任被静默稀释。表面上是驾驶负担减轻，实则“驾驶者”这一角色被结构性重构，从决策主体转变为被判断引导的对象。这种主权退隐与注意力主体性的消解，根源在于一个常被忽视的前提：智驾的全称从来不是“智能自动驾驶”，而是“智能辅助驾驶”。但“辅助”并非中性概念，在技术持续介入的前提下，“辅助”极易滑向“主导”，“代为执行”会逐步吞噬“自主判断”。名称不断提醒人保持主权，技术体验却在稳定引导人让渡主体性。
在此，沉默权力完成了其典型介入：它不依赖命令，而是通过“替你判断”“替你行动”的细微渗透重构主体。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指出：“规训‘造就’个人。这是一种把个人既视为操练对象又视为操练工具的权力的特殊技术。”这意味着规训权力并非通过强制命令存在，而是借助技术化、程序化、日常性的操作，将身体与行为纳入其网络，使主体在无意识中成为这一网络的产物与延伸。在智驾语境中，这种规训方式尤为隐蔽：它不禁止，而是预设；不命令，却引导；不压迫主体，却重构主体生成的逻辑。正是在此意义上，主驾已不再仅是驾驶的位置，而悄然成为技术规训进入日常生活最隐蔽也最具效力的场域。
二、谁在“对齐”谁？可见的设置与不可见的框架
“价值对齐”是人工智能伦理的核心概念，旨在强调机器应学习、遵循并体现人类价值。智驾的普遍认知也延续了这一逻辑：机器在学习人类，系统在适配用户。从个性化驾驶偏好设置，到转向灵敏度调节，再到预警阈值设定，看似都是驾驶者在主动塑造机器的行为方式。
然而，一个关键事实常被忽略，所有这些“可调参数”都被严格封装在技术预先构建的“世界模型”之内。我们并非与机器共创驾驶规范，而是在既定框架中进行有限微调；我们调节的是“可选择项”，却无法触及“可选择项为何如此设定”的底层逻辑。因此，个性设置沦为“自由的表象”，而“世界模型”本身则构成“自由的边界”。
由此，“对齐”的方向发生隐性倒置：我们以为机器在适应自身，实则正逐步适应机器的道路逻辑；我们以为系统在“对齐”人的习惯，更深层的框架却在规范“何谓合理的驾驶方式”。因此，智驾中的“对齐”从来不是单向度的，而是被结构性权力预设的双向机制：主体在“后退”、框架在前置，你以为在设置机器，实则在学习机器的世界。
三、主体性的回归：在协同与规训之间生成“自为”
但主体并不会在上述结构中消失。当“对齐”方向被框架悄然改写，一个更根本的问题浮现：技术前置时代，主体性究竟如何回归？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人是否应向技术学习”，而在于这种“对齐”以何种方式发生。若“对齐”是隐性、被动、沉默推进的，人的主体性可能被悄然消解；若其机制是透明、可解释、可参与的，人的主体性便能在人机协同中回归。
事实上，人向技术学习本就是驾驶的应有之义，更稳定的车距控制、更精准的反应时机、更一致的风险评估，都是必要的驾驶能力。不同的驾驶经历——无论是险情后的反思、长途驾驶后的疲惫，还是系统更新带来的新体验——都会促使人们不断调整自身的使用边界。这些差异，本质上是主体性在技术协同中的在场痕迹：主体未被技术替代，而是在与技术、道路及经验的互动中不断定位自身，并在试探与调节的往复中形成其使用方式。
因此，治理智驾的关键不在于划定“人应对齐机器”或“机器应对齐人”的优先次序，而在于构建全新的“对齐”机制：一种让“对齐”逻辑可被看见、边界可被讨论、使用者可真正介入的制度。而制度能够被讨论的前提，是先确立一条不可逾越的底线：人机协作必须以最低限度的安全规训为基础。在协同驾驶语境中，这种规训并非为了惩罚，而是为了划定协同成立的基本边界。对于持续分神的驾驶者，或试图将驾驶完全外包给系统的人，技术确需适度介入。例如，通过监测注意力状态、手离方向盘时长等方式，提醒甚至限制特定使用情境；这并非压制，而是保护，是在提醒驾驶者：协同需要人的在场。同样，部分功能必须以“主体具备足够经验”为前提。例如，“自动泊车”功能可设置为在用户自行成功完成若干次泊车后再开放。这些细微限制，并非技术的傲慢，本质上是为主体明确能力边界、划定最低限度的在场底线，同时规避其过度让渡主体性的风险。技术可协同，却不能替代主体承担判断责任。安全规训不是控制，而是协同成立的前提，是对生命边界与自身脆弱性的清醒认知，亦是主体在技术这一“他者”面前，通过否定性的“扬弃”而“生成自身为理性的‘自为者’”。
可见，反向“对齐”的核心从非胜负之争，而在于人机能否共同构建可持续的“对齐”秩序。智驾改变的并非驾驶行为本身，而是人理解权力、承担判断与生成主体性的方式。因此，未来的主驾不会是权力的终点，而是人机关系持续被改写的起点。
〔作者系北京服装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本文系2025年度北京市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项目批准号：25BJ03006）；2025年度北京服装学院教改项目"人工智能伦理教育融入高校思政课教学路径探究"（课题号：AIKC-257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