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伟兴
　　大家都是关系要好的同学，过上一月两月就聚到一起，或坐在大排档，或坐在一个茶馆里，喝喝茶水，说说话，感觉很好。起先说的是谁谁谁谈了个对象，工作好，重要的是人长得好，天上有地上没的，那么白，白里竟还透着红。接着就是邀请了，哪一天是好日子，把对象领上，参加兄弟的婚礼，酒一定要喝好。接着就是喝酒时耍开了滑头，说，不敢喝了，再喝就多了，回到家，床也不要上的。若干年后，就是儿子或是女儿结婚了没有？有对象了没有?孙子几岁了？在哪里上幼儿园?上学了吗？学习成绩可好……话题在悄然变化着，时间就过得飞快，真如老话说的，如一匹勇武的白马跨跃一道窄窄的隙缝——几十年时间眨眼而过。
　　把人生交给时间，是一件很令人放心的事情，不管你急与不急，成长都在进行着。这不，突然就有了足够的阅历，就具备了分析社会的能力，就有了对社会指手画脚的资本，话题当然也就从家庭扩展出来。
　　先说起了雾霾。一个说，霾这么重的，咋办呀？另一个说，是呀是呀，好不容易有了车，却三天两头限号。再一个说，车限号是小事，不开便是，气不吸不行呀。又一个说，哪有那么严重，你整天吸气哩，不也活得旺旺的嘛。后又说起了食品安全。一个说，农药、化肥冷用哩，哪样东西敢进口？另一个说，还有假货，比如说面粉里这个剂那个剂。又一个说，管它哩，安全也罢，不安全也罢，不都吃着嘛，也不都活着嘛。然后又说起了理想信念，说起了社会秩序。一个说，以前多好的，道不拾遗，夜不闭户。另一个说，那时候，人是穷点儿，可多有精神呀，心多齐呀，没有贪腐，只知道建设社会主义。又一个说，没了理想，缺了精神，你看现在，吃饱了穿暖了，倒感觉缺少活着的意义。
　　说着，喝着，话自然更多，牢骚自然更多。但却有人不满了，拍案而起，这都啥年月了，咋把自己都活成了九斤老太？话里话外的，满是今不如昔的味道，有意思吗？被人说成九斤老太，本就不高兴，争论一下子就激烈起来。好在都是同学，人一拉，杯一碰，同学仍然是同学，至散场时，又商量着下一次聚会的时间、地方……
　　回到家里，细想想茶馆里的争论，自己一个人就笑了，笑同学虽吃着老百姓的饭，却操着总理的心。继而又欣慰，欣慰这些年近花甲的同学，竟还保留着对国家的一腔赤诚。可笑过了，欣慰过了，心里却突然有点儿不大舒服。幼时许许多多事情，一下子就被茶馆里的话题勾起。
　　——青黄不接时，深夜。母亲与祖母坐在炕上，守一盏孤灯，细听着门环有没有被人拍响。我那去山上借粮的父亲该回来了，现在却没有回来。后来父亲终于回来了，却是一身土，一身伤。祖母与母亲问父亲咋弄成了这样。父亲却很高兴地说，山里人真好呀，给装了一口袋麦子，到底没让人空跑。后来我们知道了，父亲身上的伤是因为天黑车重，一不小心连人带车跌到了山崖下……
　　——大姐的考试成绩下来了，全公社第一。大姐正高兴着，终于可以成为我们家第一个高中生了，成绩却突然作废，升学改成了推荐，十六岁的大姐只得丢了书包，拉上架子车奔往戏河沟里，为人民公社修水库去了……
　　——端上一老碗红肉泡馍是我的梦想，这梦想竟然就实现了，甚至一连几天都端着碗吃肉，吃得打饱嗝，吃得嘴唇上是油，衣襟上也油星点点。那边厢，母亲在叹气，父亲在叹气，年迈的祖母也在叹气：鸡瘟死了，猪瘟死了，端着大碗吃肉，娃们家高兴了，可往后，油盐酱醋咋办？娃们家报名的学费咋办？
　　这些略微辛酸的事电影似地过了一遍，就想着什么时候再约了同学，到一个茶馆里絮叨絮叨，问：当我们急着为生存奔波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埋怨雾霾？会不会关心那一碗肉是病鸡还是瘟猪？当我们连一个学校都不能上的时候，我们会不会因进不了一个好学校而焦虑？当我们凭着两片生姜一根葱治感冒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思考那两片生姜那一根葱是“假药”或者有毒？当饥饿让我们把一切能吃的东西都往口里扒拉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操心“食品卫生”？当我们连减肥连“三高”的资格都没有的时候，那真是一个好时代吗？
　　后来又想，其实没有必要，我们现在的忧虑已然不同于父辈的忧虑，父辈的忧虑是怎么活下去的忧虑，而我们此时的忧虑，是怎么活得更好的忧虑，是怎么发展的忧虑。忧虑内容的变化，本身就是历史发展的体现，是社会进入文明的体现。我为改革开放而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