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anhaven生态村功能区 域分布图及部分生态景观。 Eanhaven生态村三大产业产业链组织示意图。 扫码联系图书主编 农业科技报·中国农科新闻网记者 张婉 谷幸
传统的乡村社区多是以耕种为基础,村民农闲时可以从事小手工业、小商业和小工业,获得除农耕收入外的其他经济收入。然而,现代乡村社区的产业转型,小工业、旅游业等成为乡村的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社区公共空间的需求发生了较大的变化。
新的乡村生态社区需要为新的社区居民提供新的就业机会,在社区的规划布局上考虑形成经济增长的聚居结构。例如:美国伊萨卡生态村,为不同的人群改变工作和生活方式提供了更多机会。
西北农林科技大学机械与电子工程副院长姚义清教授在《国内外乡村生态振兴的典型经验及政策研究》一书中表示,美国乡村生态建设十分重视生态环境的相容及对当地文化的良好支撑,为实现乡村社区可持续发展,制定出一系列乡村生态规划建设政策,并重视科学技术在乡村生态建设中的作用,这也使得美国乡村生态社区建设具有较强的规范性和科学性。
给乡村振兴以法治保障
1936年,美国制定了《土壤保护法》和《土壤保护与国内配额法》。
1955年,《清洁空气法》颁布,使污染减少66%。
1964年,美国通过《荒野法》,将荒野保护纳入法制化轨道。
1972年,美国通过《环境杀虫剂控制法》,其对此后美国杀虫剂管理政策有着深远影响。
1974年,通过《安全饮用水法》,保障了美国民众的饮用水质量,也为其他国家相关法规提供了借鉴和参考。
1980年,美国通过《综合环境反应、赔偿与责任法》,通常称为《超级基金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环境修复责任体系。
2002年,制定《棕色地块振兴法》,为美国棕色地块的法治与再利用提供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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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生态振兴的关键,是乡村生态环境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其中,土壤、水、农药化肥、空气与“棕色地块”等都与乡村生态振兴息息相关。“从美国制定颁布的一系列法律法规来看,给予了我们诸多启示。”姚义清说。
以《超级基金法》为例,土壤资源作为农业生产和乡村生态发展的根本,其永续利用对于保障农产品质量安全和公众健康,以及保护环境具有重要意义。该法案颁布后,成功实践土壤资源化利用、推进污染场地修复。其也成为了乡村污染场地治理过程中最为有力的工具。
除此之外,美国还制定颁行了《农业贷款法》《中间信贷法》《农户参贷款法》《农业信贷法》等法律法规,为生态农业发展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资金支持。
姚义清表示,要高度重视乡村振兴立法,应建立包含产业发展、生态保护、城乡融合、乡村发展、农民权益保护等多方面的法律法规体系。同时,建立完善的投入机制,即通过立法形式明确投资比例、投资数量、政府投资的条件和程序等。通过立法推动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必将加快农业农村发展,让广大农民过上更加幸福美好的生活。
制度建设增强农业发展韧性
作物轮作、休闲轮种、病虫害生物防治、Bt技术、动物粪便处理、节水节能技术、新材料与替代植物、生物肥料……可持续发展农业与农作制度为美国乡村生态振兴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先进的农业科技,不仅提高了作物产量,而且促进了生态农业的发展。
成立于1995年的埃斯俄文生态村,现已成为美国生态村可持续产业化运营的典范。其位于北卡罗莱纳州阿什维尔以南的黑山林中,占地329英亩。该生态村利用域内的农作物、牲畜、鱼塘、草场、河流和灌乔木等资源,创造了一个具有自我维持和演化能力的生态居住区。
姚义清介绍,埃斯俄文生态村借鉴“永续栽培”设计理念,实现了农业种植的高效化,并通过发展绿色小微经济,将一二三产进行有效整合,形成协调促进的产业链,不仅满足了全部成员的需要,还为当地提供了80%以上的食物供应,为生态村的可持续发展注入永续动力。
美国的生态农业建设制度构成,除有农作制度与可持续发展外,还有生态补偿制度等,这些制度极大地推动了美国乡村城镇化、生态化进程。
其中,生态补偿制度是在充分考虑生态系统发展机会成本、生态保护成本和服务价值的基础上,借助政府和市场两种手段,调节生态环境保护利益主客体之间的关系,最终目标是修复、恢复生态系统的生态服务功能,协调资源开发与生态环境保护的关系。
像1983年美国政府开始实行的“湿地补偿银行”制度。该制度的实施,推动了美国境内的湿地保护和生态补偿制度的完善。
湿地补偿银行制度,是在预期开发行为可能造成湿地损失之前,开发者应按照生态补偿和环境权益的要求,购置、创造或培育新的湿地,湿地补偿银行可提供一笔补偿存款用于异地补偿。
“当前,生态补偿制度作为生态环境保护领域一项重要的制度受到广泛认可,并在许多发达国家得以推行,并在探索多元化补偿标准和补偿方式、强化综合性的生态与社会效益等方面存在共性认知。”姚义清说。
以人为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生态村作为一种生态社区的实践场所,向公众展示自然生态的生活方式,对外宣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姚义清说。
作为美国的首批生态村,双橡树生态村延续了“公社”的部分特质,形成了社区的合作、平等主义、无暴力、维持与收入共享的社区基本理念。该生态村提倡在房屋建造、粮食种植及垃圾处理等方面,使用小规模、低成本、易操作的技术,旨在减少社区对于生态环境的破坏。
由此可见,生态村秉承减少环境影响、降低生态足迹的原则,以未来居民利益为愿景,由居民自行策划、设计、建造和管理,整个开发建设进程体现了自下而上的“公民社会”意识与实践对生态文明的推动力量。
姚义清说,在美国社区发展历程中,生态村长期以来都被认为是实验性社区的延续与突破。进入20世纪末期,嬉皮士公社和返土归田社区已日渐衰落。但作为一种新型生活理念的探索,它们对生态村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影响和推动作用,并延续至今。
随着实验性社区的没落,生态村发展逐渐步入到合作居住社区的融合,这一阶段逐渐呈现出两个显著特征——合作居住模式和社区有机农业种植。这一时期,民众有了自主权与参与感。
再到蓬勃发展期,这时期的生态村趋向与现代城市生活相互融合,更加注重拓展其生态教化功能,向民众普及生态生活相关知识,同时与高校学术机构建立长期合作联系,构筑了可持续教育的体验式教学模式。
美国纽约州中部城市伊萨卡有一片极富乡村趣味的社区,该生态村致力于生态环境保护和修复,将人类活动对自然的影响降至最低,成为高校参与式教学的重要资源,为北美多所大学提供了研究实践的教学基地。
像伊萨卡这样的生态村,世界各地都有,它们为人们提供了一个更加健康的生存空间,使环境和社会关系都变得更具可持续性。
“美国在通过法律和制度保障以及政策支持等途径推进乡村生态振兴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理论和实践经验,可为我国的乡村生态振兴建设提供参考和借鉴。”姚义清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