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保障打赢脱贫攻坚战，各地深入开展扶贫领域腐败专项治理，解决了一批难点问题。记者调研发现，在各项扶贫政策不断下沉的背景下，扶贫领域违纪违法甚至犯罪案件仍然屡屡发生。“贫困户靠关系，低保靠买卖”“侵吞地亩补贴款、低保五保款，冒领孤儿补助”……一些基层干部将国家补助困难群众的“救命钱”视为“唐僧肉”，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直接挪用，甚至“雁过拔毛”，让待脱贫户苦不堪言。
　  72户贫困户68户为错评低保靠买卖
　　河南省扶沟县葛店乡薛寨村党龄超过30年的黄灿勤、薛子让等老党员告诉记者，自从1998年村里老支书退休后，40多位党员很多年就没有聚起来开过组织会议，也没有人负责收缴党费。“就连村级活动室都被村干部卖给个人了，20年来，谁当村支书，村委会议就在谁家开。”黄灿勤说，村里仅有的几块集体建设用地都被过去的村干部抵押给个人了，而抵押的钱都进入了村干部的个人裤兜。
　　村民们说，过去在薛寨村，贫困户的评定是靠关系，低保户的评定是靠金钱交易。薛寨村新任村支书黄亚杰说，薛寨村在新班子上任之前评定的72户贫困户中，有68户是错评，只有4户是真正的贫困户。低保户146户大部分是买卖得来的。记者了解到，村里黑恶势力被铲除之后，经过精准识别，公开评定了26户贫困户，89户低保户，真正贫困、需要救济的家庭才得到了应有的政策帮扶。
　　今年67岁的卢克贵患有心脏病、胃病，几年前花了20多万元做了个大手术，至今从胸口到肚脐还留有一道长长的伤疤。卢克贵的妻子患有慢性病需要常年吃药，3个孙子孙女有两个在上学，家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了外出务工的儿子身上。就这样一个村民们都认为贫困的家庭长久以来没有被精准识别、得到救助，直到2017年新的村班子成立后，他才开始享受扶贫政策。
　　“如果早一点被识别，能够享受到贫困户相关政策，几年前的医疗费用就可以减免很多，我们家现在也不会债台高筑。”卢克贵说，现在两个孙女上学每年会有教育补助共1550元，光伏补贴每年65元，自己和老伴有两个低保，每月154元，村里考虑到为家里提升造血能力还安排了一个工作岗位，每个月600元。
　　同样让群众意见很大的还有“小官大贪”。经查，2003年9月份以来，时任薛寨村文书卢振明利用职务便利，采取虚列地亩、冒领、截留及骗领的手段，先后侵吞地亩补贴款、低保款、五保款、社会养老保险资金及孤儿补助款等各类款项共计318092.13元。
　　薛寨村村民纷纷向记者表示，这些是他们卖了粮食、卖了牛羊攒下的钱准备交养老金，还有低保款、五保款。“别说正常的中央惠农资金了，就连谁家有事开证明，也得给村干部塞两盒烟，不然不盖章。”
　　“小微权力”过于集中基层监督不健全
　　部分受访的纪检监察机关干部表示，随着近年来国家扶贫攻坚力度的加大，拨付扶贫资金的项目和种类增多、覆盖面扩大，一些基层干部将国家补助困难群众的“救命钱”视为“唐僧肉”，截留私分、虚报冒领、直接挪用，甚至“雁过拔毛”。
　　 河南濮阳市纪委监察委相关负责人说，在扶贫政策和资金的层层落实中，村干部权力集中，掌握着决策权、执行权、建议权、财物权，同时，基层监督不健全，权力运行不透明，村干部受约束、监督、管理不够，导致违纪违法行为易发高发，村“两委”干部逐渐成为了腐败的高危群体。
　　濮阳市纪委监察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5年以来，濮阳全市扶贫领域查处的472人中，涉及村干部417人，占比高达88.35%。其中，以村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村会计3类人员为主。
　　在河南扶沟县西冯村，出现8名原村干部集体贪腐，其中包括1名村监委会主任和2名村监委会委员。扶沟县纪委副书记白建伟说，该村村务监督委员会形同虚设，缺少必要的村务监督。分工不清，职责不明，一些村干部“一言堂”“家长制”作风较重，致使村民代表大会制度、村民民主理财制度、“四议两公开”工作法等得不到落实，村务无法实现公开透明。
　　“上级疏于监管，同级不想监督，群众监督有顾虑，监督乏力成为扶贫领域腐败和作风问题接连发生的重要原因。”广东耀中律师事务所律师余鑫说，农村基层组织负责人名义上是权力末梢，但伴随着中央扶贫政策的不断下沉，往往集具体的扶贫工作安排和资金支配权于一身，既是涉农扶贫工作的管理者，又可能是具体活动的参与人，权力过于集中。
　　记者在多地调查发现，一大批村干部将中央扶贫政策拦截在“最后一公里”，甚至有些地方出现黑恶势力、宗族势力把持农村工作和“窝案串案”现象。（据《经济参考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