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 冯积歧 开栏语:弘扬乡村文化,启迪心灵智慧。本报“乡村文苑”副刊特推出新栏目《名家访谈》,以“弘扬传统文化、服务乡村振兴”为主题,对话知名文化人物,用潜移默化、润物无声的方式揭示文化的力量。让我们跟随名家,一同感悟乡村文化,守望乡土情结,留住美丽乡愁。
本期访谈嘉宾:冯积岐(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
主持人:范墩子(农业科技报记者、青年作家)
我喜欢和我塑造的人物亲密接触 范墩子:冯老师,截至目前为止,您已写了不下10余部的长篇小说,中短篇小说更是举不胜举。写作中,您始终将目光对准在笔下的“松陵村”里,这样选择有什么目的?或者说,您对农村有着怎样的感情?
冯积岐:是的。我出版的十二部长篇小说和发表的二百五十多部中短篇小说,其故事大都发生在一个名叫松陵村的地方。松陵村确实是虚构的,它如同威廉.福克纳笔下的约克纳帕塔法县,如同沈从文笔下的湘西和莫言笔下的高密东北乡。松陵村是小说的空间,人物活动的舞台,也是我生活的背靠点。我以为,一个好的作家必须有牢靠的生活背靠点。我当过二十年农民,我的背靠点就在农村。可以说,对农村的胡子眉毛我都是稔熟的,因此,我只能写我熟悉的生活。我觉得,我是一个经验型作家,离开我熟悉的生活,就像人们离开了空气一样。这不仅仅是我对故乡有深切的感情。
范墩子:长篇小说《村子》一直被您视为自己的得意之作。陈忠实先生在阅读了这本小说之后,称之为“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演变的一部深刻而又真实的小说读本”,作为作者本人,您想在这本书里表达什么?
冯积岐:我的长篇小说《村子》中所写的农村二十年的生活,同样是我亲身体验过的,改革的过程是我亲自参与和经历过的。当然,作为小说,其人物和故事都是虚构的,我当初的想法是:在社会变革中,写出农民的生活方式,情感方式,文化心理以及价值观的变化过程。同时,我思考的是:治理农村需要的究竟是道德上的完善者,还是有人格缺陷的强者。
范墩子:您认为小说家本人和故乡或者小说里虚构的人物应该保持一种怎样的关系?
冯积岐:我以为,一个好的作家应该和这个时代保持紧张的关系。这和我对故乡浓厚的感情是两回事。作者笔下的每一个人物都是虚构的,都寄托着作者的情感和思想。因此,我喜欢我塑造的每一个人物,喜欢和他们亲密接触。
范墩子:某种意义上说,您用自己高超的虚构能力,将千姿百态的现实浓缩在有限的空间里,为这个时代提供了一种格外逼真的现实。您觉得现代小说和时代有着怎样微妙的关系?
冯积岐:作为一个作家,生活在特定的历史阶段,有责任去记录时代生活,去表现时代生活。关键是要真诚,不要把伪生活留给后代。我经常思考的是,《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哪一个更符合历史的真实?或者说,都只是侧面。我觉得,好的小说是时代的一面镜子。好的小说家用文字把一个时代钉在了历史的立柱上,过去几百年再看,他所记录的那个时代是接近真实的,他的人物依旧是活的。
范墩子:上周一是“世界阅读日”,您认为阅读对于我们当下有着怎样的意义?对您影响最大的书是哪一本?
冯积岐:一个好的作家,一生都在读和写之中。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的大师们构筑的文学高地,中国当代作家只能仰望,没有人能达到。只有通过阅读方能知道高峰在哪里?在泥沙俱下的当今,一定要读好书。我写了三十多年读了三十多年。要说哪一本书哪一个作家对我的影响最大,我说不准。比方说,读了福克纳,我知道了怎么处理时间和空间,怎么结构。从陀斯妥耶夫那里,我学到了写出人物性格的复杂性。
优秀的传统文化多数在乡村 范墩子:请谈谈您对改革开放四十年来的切身感受。
冯积岐:我是沿着改革开放四十年的路走过来的。这四十年来,我们这个民族,我们的国家确实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首先是人的解放。改革开放以后,国人大都解放了思想,解放了观念,解放了思维,解放了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我亲历了农村改革,亲历了生产责任制的实行,我深切地体会到,改革是一件复杂而艰难的事情。改革对个体来说,等于砍尾巴,是会有痛感的。1982年,我们那里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时,我在生产大队当干部。当时,确实有一部分农民接受不了,就像我在《村子》中所写的那样,他们以为分田到户就是资本主义,说什么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希望改革的农民毕竟是大多数,在这些农民和各级干部的坚持下,生产责任制还是实行了。改革真不容易。我们要珍惜改革成果。要实现民族复兴,就要坚持改革,改革不动摇。
范墩子:乡村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根基,在今天,您认为该如何将很多优秀的乡村文化传承下来?
冯积岐:我们乡村文化中的一些优秀的东西确实丢失了,这是不争的事实。原因是多方面的。一个重要的因素是,我们的价值评价体系失衡了。一些人的价值观改变了。享乐和精致的利己主义成为一些人活着的手段和目标,因此,他们不敬畏天地,不敬畏生命,什么都敢做。而优秀的乡村文化之所以优秀,其中,有好多东西如同悬在我们头顶的一把利剑。它其实也是文化警界。可是,当代一些人无视警界,而且常常越界,这些传统的优秀文化就如同摆设了。比方说,伦理文化,村社文化,养老问题,这些文化常识也失却了。这并非全是金钱带来的灾难。过去的大户人家,钱那么多,他们的文化坚守还是不错的,《白鹿原》中的白嘉轩就是楷模。我也开不出什么方子来。文化是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的总和。要改善这两种方式,要从文化渗透开始,提高人的文化教养。人人都有教养,优秀的文化传统自然就发扬光大了。
冯积歧,1953年生于陕西省岐山县。毕业于西北大学中文系,曾任陕西省作家协会副主席。1983年开始发表小说,在《人民文学》《当代》《上海文学》《北京文学》等数十种报刊发表中短篇小说250多篇(部)。出版长篇小说《沉默的季节》《逃离》《两个冬天,两个女人》等12部。长篇小说《村子》获陕西省“五个一”工程奖、柳青文学奖。